许多年之后，刘彩还清晰记得他上班后的第一个任务：从上海步行到南京，检查沿路每一根电线杆上的通信明线。沿路300多公里，每隔50米就有一根电线杆，每根杆上要检查12对线的交叉组合，刘彩和同伴每天检查30多公里，一路走完用了7天，刘彩已经晒黑了一圈。

　　但他依然兴奋，因为他验收的是最新项目，通过调整交叉方向，让上海到南京的通信干线，从每条电路只能打1个电话，提高到最高12个电话。

　　这一年，中国电话由5位升到6位，从北京到上海，只能同时打几十对电话。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时代。即使对于那些拿着3G手机、发着彩信、用手机上网玩游戏的90后来说，这个时代已经过于遥远。

　　弹指一挥间，目前，全中国手机用户已超过7亿。历经数度重组，中国通信业从政企一体的邮电垄断，最终形成三家市场化的全业务运营商，电话也从极度稀缺的国防资源，进入到平常百姓家。

　　“过去这60年，中国通信产业已经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9月20日，已是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的刘彩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说，中国解放初期的通信相当于农业社会，改革开放后进入工业社会，现在我们就已正在跨入信息社会的大门。”

　　“中国发展从通信入手”

　　其实，中国通信业的奠基石可追溯到百年之前。1880年9月30日，清朝的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并开始设立通信网络，但限于技术容量，其网络基本上都用于国防。这种原始的阶段一直持续到解放前。

　　直到建国初期，全中国一共只有10几万部电话，只在大中城市供党政军使用，邮电基础设施也残缺不全，通信网络支离破碎，邮电部门迅速恢复旧有干线，才逐渐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通信网。

　　那是一个人工电话的时代，北京电话局的后院里坐着几百个话务员，很远就能听到里面哇哇的声音，打长途电话都需要提前挂号排队，有时候等到下班也没有接通，为了听清电话，有人甚至脱了帽子钻到桌子底下听电话。

　　1984年1月24日，南巡深圳的邓小平登上罗湖国际商业大厦顶楼天台远眺，这时，大厦旁一个巨大的集装箱引起他的注意。

　　“这里面是深圳第一个程控电话交换机，装机总容量2000门。”大厦负责人汇报道，然后补充说，但仅国贸大厦一家，就计划安装2000部电话。这意味着，通信网络的发展已经跟不上市场。

　　邓小平陷入沉思。1个月之后，邓小平鲜明提出：“中国发展经济、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信入手，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中央的扶持政策也很快出台：通信企业只上缴10%有所得税，贷款只还10%，获得的外汇收入只上交10%。允许通信企业向用户收取电话初装费。

　　大规模的通信基础建设迅速展开。

　　“当时的目标是，调动一切资源，尽快建成全国通信网。”刘彩说，在一些地方，为了快速发展，邮电局先预收取初装费，用这笔钱买机器建网，用放号收到的钱，马上又再建一个新局。

　　这一轮建设高潮，造就了中国通信的“黄金十年”。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通信市场年均增长率高达40%，在最高的1993年，用户和收入增长了59%。

　　《电信法》曲折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服务问题越来越突出。1990年，身为邮电部副司长的刘彩，自家装电话都等了半年多。于是，打破垄断、政企分开的呼声不断高涨，电信业体制改革由此走上前台。

　　1998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原邮电部和电子部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电信改革拉开了序幕。

　　信产部的成立，令另一个关键问题契机乍现。那就是《电信法》。

　　“在信产部成立以前，《电信法》一直不具备出台条件。”刘彩说，《电信法》起草已持续十几年，先后多次修改并征求意见，但在政企分开、引入竞争等体制改革的基本决策尚未做出之前，它其实无法起草，即使出台电信法也缺乏效力。

　　信产部成立后，邮电正式分营，电信政企分开，电信垄断即将破除，形势顿时柳暗花明。

　　将市场份额高于93%，并占据天然垄断资源的中国电信分拆，是此时打破垄断的必然选择。但应按地区“横切”，还是按业务“竖切”，成了当时争论的焦点。

　　“我们用了几个月时间权衡利弊，最后觉得实行竖切。”刘彩说，关键原因是，通信需要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如果分省划切，相当于切断脉络，全网畅通就会受到影响。

　　1999年12月，原中国电信按业务竖拆为四，电信依然手握固网，中移动、卫通独立，寻呼业务则注入联通。当时，联通仍在亏损困境中挣扎，难以满足海外上市要求，而分拆出的寻呼业务年收入超100亿元，利润也达27亿元，注入之后，联通迅速达到业绩要求，并最终顺利海外上市。

　　分拆之后竞争涌现，市场日渐繁荣，《电信法》呼之欲出。

　　起草小组很快修改了一个版本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并邀请相关部委、专家、企业等各界代表进行多次座谈。但是，按照立法流程，电信法草案从国务院通过到人大审议至少还需要2年，在这2年里，电信市场依据什么来规范管理？“最后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条文不变，但并不是以《电信法》名义，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方式推出。“刘彩说，“这就是一个‘小电信法’。”

　　3G推动力

　　“巨大变化背后的推动力，正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和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博弈。” 刘彩认为，从1999年到2009年，无论运营商格局还是市场生态，都已天翻地覆。

　　2002年中国电信再度南北分拆。2008年的新一轮重组中，电信、网通、移动、联通、铁通、卫通六大运营商再度合并为三家全业务运营商。今年1月7日，三大运营商各自获得一张3G业务牌照，中国通信业全面进入3G时代。

　　今年9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表示，到2008年底，我国电话用户已达到9.8亿户，其中固定用户3.4亿户，手机用户则已高达6.4亿户。

　　“不过，现在发展多少用户已经不再是运营商的主要关切，运营商将更多地向挖掘开发新业务，向信息服务拓展。”刘彩说，通信的功能已经不再限于电话，固定和移动网的宽带化将提供更好的综合信息服务网络，移动和互联网也在融合，形成新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数据业务会日益重要。

　　与此对应的是，1995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布会，中国公用互联网正式建成营业，互联网从此进入中国千家万户，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3.4亿，移动互联网用户也达1.39亿人，均为世界最大规模。

　　刘彩认为，这为中国开始建设3G网创造了适当时机。

　　“几年前，各国都在大上3G的时候，我们没有动。当时我们主要解决用户话音需求，2G已经足够了，而3G必须规模建网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如果投入几千亿，却没有收入，怎么办？从全球看，直到我们发放牌照，还没有一个3G网络真正盈利。”刘彩说，“现在3G发牌正当时：用户已经开始接受包括视频在内的新的业务应用，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3G标准TD-SCDMA技术也已经成熟。”

　　在刘彩看来，中国通信业的改革发展仍在路上：10年前出台的《电信条例》已经需要补充发展；三网融合需要进一步推进；鼓励增值电信信息服务以及保障信息安全等也成为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信息传递与交流息息相关。60年来，国人信息交流的方式、手段和应用的广泛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电报、电话、寻呼到手机，从拨号、ADSL到宽带，从1G、2G到3G、4G，从写信到短信、‘E-mail’，论坛、QQ、博客……通信已经正在从方方面面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