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整个市场对TD质疑声不断。”罗忠生回忆道，“我们都郁闷得不行了，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交流。一些圈内人甚至说WCDMA（3G标准之一）就是好，TD-SCDMA就是差。那时候，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就想要一个公正和宽容的看法。”

　　罗忠生所描绘的情景是2004年TD在中国电信业尴尬遭遇的真实写照。随后的五年中，这个中国自主开发的3G标准也一直是业内最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这个技术的标准由于政府的力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厂商的喝彩和追捧，但同时也因为潜在的市场风险和资金投入的瓶颈而饱受质疑。甚至有咨询公司抛出报告预测，由于面临着巨大风险与市场竞争，TD技术可能会于2009年退出市场应用。

　　而就是在这一年，当TD被一片唱衰的声音包围的时候，中兴通讯决定组建自己的TD手机研发团队，并不断加大投入，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冒险的行动。随后，罗忠生和他的研发团队在巨大的压力中度过了寂寞的两年，这样的冷遇直到2006年终才有所改变。“有关部门决定把TD交给中国移动做，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随后中国移动从集团总部到各个省分公司的负责人，都来主动地与我们进行讨论，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各种问题。”

　　“在中国，对TD手机的投入，中兴是最大的，而很多大电信厂商对TD没有任何投入，跨国手机巨头对TD手机也不感兴趣。一些国产厂商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是因为TD投入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在当时根本看不到任何前途，而且和其他相对成熟的3G标准相比，在核心技术——手机芯片上，存在的差距很大。”中兴通讯副总裁何士友说，“不过，当别人不做的时候，我们去做，当别人不敢冒这个风险的时候，我们去承担。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机会。”罗忠生也坦陈：“这五年来，我经常睡不着觉。公司投入这么多，兄弟们跟你跟了这么久，如果失败了，怎么办？”然而，最终的结果证明，正是当年孤注一掷的TD战略让中兴在五年后进入了收获期。

　　目前，中兴通讯已占据国内3G市场的最大份额，是国内最大的TD手机厂商，在中国移动两次TD手机招标中均获得25％以上份额，成为最大的赢家，其在3G终端方面研发专利也已经超过1000项。

　　“这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是重要的事”

　　经济观察报：2004年，业内对TD普遍不看好，你们为什么还要投入？

　　何士友：TD作为中国自主开发的3G标准，发展的确不是一帆风顺。TD标准的起草者是大唐集团。2002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原信息产业部共同出资，成立TD产业联盟，共有八家企业，中兴通讯是其中之一。

　　由于TD起步比较晚，所以和全球其他 3G标准——WCDMA、CD－MA2000相比，成熟度是有差距的，特别是在芯片领域差距很大，所以当时的运营商、设备商和友好用户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把TD发展成功了，对中国的芯片业，对中国的手机、网络设备产业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意味着中国的技术也可以走向海外，实际上是带动国家的技术创新，意义重大。政府经常说，企业要有创新性，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而TD一旦成功，这对中国技术实力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经济观察报：TD研发投入巨大，一旦开始，就意味着投入会不断地增加，而且在研发过程中技术瓶颈很多，风险很大，当时你们内部有反对的声音吗？

　　何士友：从大的方向来说，我认为TD没有颠覆性的问题，只要国家拿出资源来激励大家，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以前全世界都在用欧美国家主导的技术标准。现在，TD的成功需要靠我们这一批人、整个行业共同努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没有尽最大努力去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罗忠生：当时，中兴内部的一致看法是，因为国家支持这个自主的研发项目，所以一定不会让TD死掉。除此之外，应该是出于一种责任感，确实需要我们去做，最初运营商在保定、青岛、厦门建设TD网络，只有我们和大唐的TD商用终端在支持测试。这五年来，董事长侯为贵经常给我打电话，和我讨论怎么制定下一步的战略，集团高层们也都一直在用TD手机，这是最大的支持。

　　“巨大投入意味着巨大的压力”

　　经济观察报：一项新技术的投入是逐步加大的过程，每一次增加预算都是怎么决策的？

　　罗忠生：根据我们承担的TD任务量和TD市场的整体形势来决定如何投入。如果最初我们不牵头，TD手机可能走不下去。由于TD的前景很不明朗，技术风险很大，最初的情况是连TD芯片都没有，所以我们开始只是小规模逐步投入。2005年上半年从10个人增加到50个人，下半年到100多人，这在当时已经是中国最大的TD手机研发队伍了。

　　到了2006年，整个行业有了重大的突破，中国移动承担TD网络建设的形势明朗化，不过那时，一些大厂商还是没有任何投入，而我们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形势对我们有利。2007年我们开始大量增加员工，2008年，整个团队达到了700多人的规模。

　　经济观察报：随着投入的扩大，你的压力也是不断增加吧？

　　罗忠生：当然。这么多技术人员是要钱养的。2008年，整个TD手机研发投入两个亿，2007年是1.5亿，这五年下来，总共是六七个亿，我的压力特别大。

　　经济观察报：最初整个团队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罗忠生：每天通宵达旦，其实不仅是最初，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五年来没有一天不加班，每个人每月加班都在150-160个小时，夜里11点前，根本没有人回过家。当时的情况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每天讨论各种方案，技术问题比较多，同时国家的任务摆在那里，时间紧迫。内外压力都很大，直到今天，整个团队都没有假期的概念。

　　过去和未来的难题

　　经济观察报：曾经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罗忠生：接通率是一个重大的难点。我记得特别清楚，2006年5月，国家有关领导去保定检查TD商业进程的时候，TD手机接通率只有百分之十几。这就是说，你用TD手机打十个电话只有两个能接通。当时TD产业链的所有企业都特别着急。一个月后，政府组织了集中攻关小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由大唐和中兴的技术人员组成，我们派了40个人。经过不断的网络优化，接通率达到了85%，这在中国TD史上是里程碑式的进步，让整个TD产业链终于有了信心。

　　当时，我们每天白天去运营商那里工作，晚上十二点去保定城内各个小区进行调试。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建TD网，在一个小区内，TD手机可能遇到20多个网络干扰，调试验证非常复杂，所以经常是早上才能回到宾馆，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又去运营商那儿调试网络。

　　经济观察报：TD手机研发失败的风险究竟有多大？

　　罗忠生：失败的风险的确很大。2004和2005年的时候，运营商根本没有进行TD的大规模铺网，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技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此外，在市场方面，大家都不知道哪个运营商会去承担，有没有实力把TD做好。所以市场和技术的风险让我们当时看不到TD的前途。所幸的是，整个团队一直都很有激情，从来没有放弃的念头。

　　经济观察报：资金投入出现过紧张的时候吗？

　　罗忠生：没有，公司不断加大投入，但是将来TD手机赚了钱，我要还的。

　　经济观察报：目前TD手机在国内市场销售遭遇冷场，你怎么看待这个挑战？

　　罗忠生：未来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使成本快速下降，第二是怎么让市场繁荣起来，最近我们推出了覆盖三大制式的40款3G终端产品，并与中移动共同开发了深度定制手机，不过关键问题是怎么把TD手机的销售量做大，如果没有销售量，成本也就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