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近美国智库所发布的《严重后果的时代》(Age of Consequences)为例,谋划未来的过程至少包括了四项认知的能力:(1)寻找和辨别影响未来环境的关键因素。例如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气温的变化、海水上涨;(2)演绎各个关键因素动态变化而引起的力量形式、内容、性质、方向的改变。例如,突变的自然力量,剧烈的争取生存的社会力量,对抗的政治力量,国家军事力量和恐怖主义的破坏力量;(3)推导各种力量交汇而可能产生的未来发展趋势。例如,国家之间合作的趋势,各地区各自为阵的趋势,商业公司超国家地位的趋势,自然灾难与恐怖活动交错的趋势;(4)构画言之成理的未来情境。例如,大灾难的情境,严重对抗的情境,国家合作技术控制的情境。言之成理的情境没有日积月累的实证依据,但它逻辑而生动的描述极其具有说服力。当人们集中关注它所陈述的“全球问题”时,“问题”开始引导对解决方案的搜寻,谋划中的“未来”便悄悄地开启了自我实现之旅。在二次大战后、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秩序的演变都没有太多偏离美国人所谋划的未来情境。他们没有超常的预测未来能力。只是因为人们认同他们所宣传的未来情境,被他们定义的“全球问题”说服;结果,汇聚的心理期望参与实现了“预测的未来”。不言而喻,美国的企业直接受益于他们所定义的“全球问题”。这也是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隐含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