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北京艳照门”的北京轻点万维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手机传黄色图片案日前在京宣判，法院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判处部门经理罗某及其他3名员工有期徒刑3到5年不等，而4人所在公司只是被追缴违法所得2万元，未有其他任何处罚措施。

　　为了吸引眼球，增加公司收入，保住中国联通增值服务商的位置，罗某指使另外3人在公司内通过联通WAP业务上传了28张淫秽图片。

　　到底在此类案件中如何界定公司责任和个人责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法学院黎宏教授。

　　“像这个案子，判个人是没问题的，但对单位就很难进行进一步的责任认定。单位成员以单位的名义、为单位的利益进行犯罪活动，并且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这是认定单位犯罪的重要根据。”黎宏教授说。

　　黎宏介绍，我国刑法第30条、31条规定，单位犯罪后通常是“两罚制”：对直接责任人追究责任、对单位只有“处以罚金”这一条措施。“在罚金之外，没有规定还可以把单位作为一个主体吊销执照、或者让法人代表或领导承担相关责任等”。

　　对电子传播淫秽照片的犯罪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就已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直接经手者严格处罚，但没有明确规定主体可以扩大到单位。“这不能不说是该解释的遗憾。”黎宏教授说，“事实上，网络淫秽传播总是‘春风吹又生’，与雇主责任难以重罚不无关系。”

　　黎宏教授表示，目前我国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多数最后处罚的都是直接责任人，处罚单位或法人代表的非常少。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实际取证难。必须有确凿证据证明，员工的犯罪行为是受领导指派或是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才能说领导是提起、组织实施犯罪意思的主犯，员工是“领导不命令、自己不会主动那么干”的从犯。另一类情况就是犯罪事实较严重，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才能把公司领导认定为直接责任人之一。“比如三鹿奶粉事件，三鹿的法人代表就不能推托说我不知情，这就能够追究公司法人的责任”。

　　而现实中难以追讨、重罚单位也是另一个原因。“很多单位犯罪行为就是因为单位经济效益不佳而产生的，如果对单位处罚过重、吊销执照，就是雪上加霜，员工受影响解散，也可能造成更大社会问题”。

　　据黎教授介绍，在国外许多法条明文规定，除了处罚法人本身之外，还规定处罚法定代表人，而不是像我国处罚“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这样就解决了位置越高、距离犯罪现场越远，就越难以受到处罚的问题，也不至于将最基层的员工作为替罪羊处罚”。